明代
明清地学，首屈一指当推《徐霞客游记》。徐霞客一生好访名山大川，他北抵晋冀，南尽粤桂，东至浙闽，西极黔滇。潘耒在为《徐霞客游记》的序文介绍徐的游历时说：“其行不从官道，但有名胜，辄迂回屈曲以寻之;先审势山脉如何去来，水脉如何分合;既得大势，然后一丘一壑，支搜节讨。登不必有经，荒榛密管，无不穿也;涉不必有津，冲湍恶泷，无不绝也。峰极危者，必跃而踞其巅;洞极邃者，必猿挂蛇行，穷其旁出之窦。途穷不忧，行误不悔。限则寝树石之间，饥则啖草木之实。不避风雨，不惮虎狼，不计程期，不求伴侣，以性灵游，以躯命游。亘古以来，一人而已!”徐霞客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地理学家，也可以称他为相地先生，他不是从事风水术性质的相地，而是科学意义的相地。他对岩溶、流水、地貌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。他在楚地考察时，老百姓说麻叶洞中有“神龙”，徐不相信，亲自“持束炬入”“蛇伏以进”，使洞外守视者大为惊叹。199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“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”上，杨文衡先生撰写了《徐霞客的风水思想和活动》一文提交大会，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“徐霞客与风水”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课题。
明末清初的考据学家在地学上也有贡献。顾炎武撰写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有《地脉》《形胜》《风土》等篇目，对舆地山川作了有益的探讨。他论述徐州地形时说：“徐州境内之山，自西南来，连络东趋，以极于海。其河自西北至，萦洄南注，以达于淮;二洪龈龉。横绝乎前;四山连属，合围乎其外;襟带江淮，上游雄视;枕联河洛，万塑为宗旨;昔人所称东方一形胜焉，信不诬者矣。”顾炎武不相信风水术，但却认定地形地势确有上乘风水、他的论述为风水师们所利用。
谈到明清相地，还有必要介绍明末吴江人计成撰写的《园冶》一书。此书在清代268年间寂然无闻：直到日本造园界发现并推崇后，才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，奉为经典。《园冶》有三卷十篇，卷一有兴造论、园说及相地、立基、屋宇、装折四篇。卷二述栏杆。卷三有门窗、墙垣、铺地、掇山、选石、借景六篇。计成主张“必先相地立基，然后定其间进。”他认为“相地合宜，构园得体。”《相地篇》分有山林地、城市地、村庄地、郊野地、傍宅地、江湖地共六目。提出相地要看水，“疏源之去由，察水之来历”。但是，他与风水先生相地有很大区别，主张因地制宜，任其自然。园基应不拘方向，地势自成高低，该圆就圆，该方就方，以成天然之趣。计成的相地理论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。回过头，让我们来看看明代的风水术：
朱元璋建都金陵(南京)，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。金陵城外诸山，都面向城内，有朝拱之意。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，背对城垣，独无拱卫之意，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。传说他命刑部带着刑具，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，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，用铁索锁转，使之形势向内。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，不让有翠微生色。朱元漳曾有意建都北平，认为北平依山凭眺，俯视中原。近接陕中尧、舜、周文之脉，远树控制边外之威，较之金陵更加雄壮。但是，大臣们认为，元朝建都北平，地气已尽。南京是兴王本基，且宫殿已成，何必改图，且古云“在德不在险”，加上战事还未最后结束，不要移都北平。朱元障这个出身于游方和尚的皇帝只好作罢。
后来，明成祖还是把都城迁到北京了。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，始终是按照风水观念进行的。如天坛圆丘西北有座坐西朝东的斋宫，其朝向很特别，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不一样。这是因为，当时的人认为，皇帝到天坛祭天，苍天是父，皇帝是天子，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能坐北朝南(居尊)，否则违背了礼制。甚至斋宫的瓦都不能用黄色，而应用绿琉璃瓦，以示区别。永乐年间修的奉天殿、华盖殿、谨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“土”字形，体现了五行之中，土居中央的风水思想。
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，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。一次，风水师渠仲 当着他用量天度地之物，说某地卞有石如虎，成祖信以为真。他还派许多风水师为自己卜寿陵，有廖均卿、游朝宗、等到昌平县，相得那里的黄土山吉，成祖亲自视察，改山名为天寿山。
明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，以士人为重。《儒林外史》记载，范进的母亲死后，范进请阴阳先生写七单。当时的阴阳先生是专替丧家推算殓葬日辰，看风水，相地脉，替人家选择吉日的职业术士。七单是记载死者入硷时辰，触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单子。为“谢风水”，范进花了不少银子。阴阳先生说当年山向不利，只好把棺材搁在家里不葬。终日打听风水宝地，以图得到吉祥的后果。
凡是风水宝地，人们争相抢占。湖北省武昌县有座龙泉山，自西向东绵豆九公里，直抵梁子湖畔。此山有天马行空的天马峰，有横空出世的玉屏峰，有群山排比的笔架峰;有幢幢蛔盖的宝盖峰，有高耸入云的龙帐峰。明代的达官贵人都想占据这块宝地，势力最大的要数朱元璋第六子朱帧，他被封为楚昭王，就藩武昌达54年。他常到灵泉山避暑，每每感叹：”惜乃阳宅，若为阴宅极佳。”于是派风水师勘定仙壤，在龙泉山找到了一块“五龙捧圣”之地。可是，这块地早在汉代时，高祖刘邦就已赐给舞阳侯樊哙，樊哙葬在天马峰下。并且，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、宰相李{石奚}，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挤在这块宝地“长眠”。怎么办?当时有个叫王化龙的风水先生私下在樊哙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块石碑，上刻“此处本是昭王地，暂借樊哙千余年，今日时至期已满，樊哙迁移到东边。”后来，王化龙又装神弄鬼，当着众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，结果就挖出了那块他私埋的石碑，人们以为天意，樊哙的后代也无话可说，只好把樊哙的棺椁向东移了数百步。朱桢死后就葬在樊哈“睡”过的地方，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园。以后，又有9座王寝和25座王纪墓挤在这块风水宝地。
明代，金{奚谷}县令刘用寅看中了本县晃氏九经堂遗址，临终前令子买下，把用寅葬在旁边，据说，用寅的后人因地荫而登进士。民间将此事传得很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