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朝
隋文帝杨坚是个比较开明的皇帝，他对风水术持怀疑态度;有人在他面前兜售风水那一套，他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我家祖坟所占的地方，如果说不吉利，可我当了皇帝;如果说吉利，我的兄弟又是打仗死的。”说客无以对。
隋宰相杨恭仁准备置祖辈的葬地，请了海内有名的五、六批相地家卜地，这些人各有一套，杨恭仁不知听谁的好。他就密派人回家乡取葬地四角的土各一斗，并在历书上写着地的形势。相地家们都没说准。有个叫舒绰的说：“此土五尺外有五谷，得其一即是福地，世为公侯。”杨恭仁请舒绰到其地察看，挖地七尺，果然发现一洞穴，贮藏七、八斗粟，这里原是粟田，蚁啄而成穴。杨恭仁于是重赏了舒绰。
唐朝
唐朝的相地知识逐渐科学化。李吉甫在《元和郡县志》的序文中批评过去的地学家“饰州邦而叙人物，因丘墓而征鬼神，流于异端，莫切根要。”李在书中对山川形胜描写得很具体，如“函谷关城，路在谷中，深险如函，故以为名。其中劣通，东西十五里，绝岸壁立，崖上柏林荫谷中，殆不见日。……东自崤山，西至潼津，通名函谷，号曰天险。”后世风水师经常模仿这种文笔描写地理。
到了唐代，相地活动与风水术日益分化，风水术侧重于看坟地，迷信色彩十分严重。据《通典》卷138引《开元礼》记载，唐代不论是官人还是庶人，只要死了，都要“卜宅兆“卜葬日”，这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习俗。
唐初，徐勋请人卜葬，得到的占辞是“朱雀和鸣，子孙盛荣。”有个叫张景藏的相地师不以为然，认为‘所占者过也。此所谓朱雀悲哀，棺中见灰。”后来，徐敬业在扬州反叛，武则天大怒，派人撬开徐勋的坟墓，焚尸为灰，应验了张景藏的断言。 当时，有些知识分子懂风水。武则天当政时，侍中郝处俊极力反对高宗逊位于武则天，受到武则天冷落。郝处俊死后，有书生经过郝的墓地，说：“葬压龙角，其棺必所。”后来，郝处俊的孙子犯了罪，祸连九族，把郝处俊的坟剖开了，书生的话言中了。
“葬压龙角”就是在埋葬时，棺材压在了龙脉的角上，在当时是风水的大忌。据《摭遗》，唐玄宗猎于温泉之野，鹘飞免走，御驷疾驰，有白云先生张约的快马能跟得上玄宗。到了一个山头，看见一座新坟，张约顾视甚久，玄宗问看见了什么，张约说：“葬失其地，安龙头，枕龙角，不三年，自消铄。”旁边有樵夫，玄宗问是什么人葬于此，樵夫说是山下崔巽家。玄宗和张约来到崔家，男子尚衣斩纟衰衣，不知是玄宗。玄宗说：“山上的新坟，不是吉地!”男子说：“父亲临终前讲过，‘安龙头，枕龙耳，不三年，万乘至。”玄宗感到很惊叹。张约自叹不如崔巽，后来回到山里去修行去了。玄宗下沼罢免男子的终身徭役。
玄宗的大臣中，数张说最通风水。《大唐新语?记异》记载，开元年问，集贤学士徐坚的妻子岑氏死，他向张说请教选择墓地。张说云：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。土界有土龙守，水界有水龙守。土龙六年出来晒一次太阳，水龙十二年出来晒一次，坟墓不能太接近土界和水界，否则坟墓不牢。
张说的风水知识不及湖北黄州的浮屠泓师精当。《丑庄日记》记载，浮屠泓师为张说买宅，告诫张说不要在宅东北打洞。后来，宅东北无故陷丈余，泓师说：“公当富贵一世，而谙子将不终。”张说欲平地，泓师又说：“客土无气，与地脉不连，譬身疮瘠补他肉无益也。今之俗师妄言风水者，一遇方隅坎陷，则令补筑增辏，便谓藏风聚气，岂不谬哉，君子无惑焉可也;”此外，泓师还预言到李林甫只能当十九年宰相，韦绍为列卿，这些事迹见载于《太平广记》。
当时的许多和尚都懂得风水术。江西有个叫司马头陀的，走遍了洪都诸山，钤地170多处，发现湖南有一名山，和尚就在山上建立了同庆寺，有个叫王智兴的，年轻时曾为徐州门子。有个道士住在隔壁，智兴每天起床扫地，总是把道士的大门也扫干净。道士很感激，说：“我会看墓地，给你家里选块好地。”就引着智兴外出，指着一块地说：“葬先人于此;君当寿，而两世位至方伯。”后来，智兴以战功累升至侍中。
唐代设有司天监，监里的官员都懂风水术。风水宗师杨筠松就在司天监任过职，后来，杨携风水书籍逃于江西，传授弟子，形成江西派。
唐代有一种挖坟断脉气的风气。郭子仪的祖坟被宦官鱼朝恩挖了，可是，郭子仪的八子七婿都做了大官。文有掘黄巢“王气”之事，说的是中和三年(883)，有位太白山人精通相地;观察到金州牛山傍有黄巢谷金桶水，时黄巢已称大齐年号，要打败黄巢，就得挖牛山。《挥尘后录》记载，朝廷当时派了上万人，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挖牛山，挖出一个石桶，桶中有黄腰兽，桶上有一把三尺长的剑。后来，黄巢起义军就衰败了。这个故事很荒唐，疑为后人杜撰。黄巢失败的原因自有公论，此不赘述。
唐代既有一批风水术名家，如杨筠松等人;也有一批反风水术的骁将，如吕才等人。开元之治的名相姚祟就不相信风水。据《唐书》卷96《姚崇传》，开元五年(717)，唐玄宗李隆基准备到东都洛阳去，忽然报闻太庙崩坏，按风水观念，“行”而有“崩”不利出行。李隆基请来姚崇。姚崇不信这一套，说：“太庙本是苻坚时代所建，年代已久，自然会坍塌，这不值得惊怪，皇上东行，与太庙无关。”李隆基听了姚祟的话，仍然东行洛阳，结果没有发生什么事。
吕才写过驳斥风水的文章，载于《唐书?吕才传》，但是，风水师仍很推崇吕才。唐代敦煌流传的风水文献《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》，开卷载有“朝散大夫太常卿博士吕才推”的字样。这个现象看起来很矛盾，实际上说明风水师们想把自己的书与污七八糟的风水书相区别，故托名于吕才。
唐代风水术大盛，连皇帝都感到惊讶。《旧唐书》卷374《李绛传》记载唐宪宗问李绎：“卜筮之事，习者罕精，或中或否，近日风尚，尤更崇尚，何也?”李绛也不知该怎么回答。确实，在国力强盛、文化发达的唐朝，竟然有那么多人青睐风水术，这个现象是不好解释的。要回答，还是得从封建社会内部寻找答案。
五代
钱镠曾任唐末镇海军节度使，在苏南和浙江一带形成割据势力，以后又建立了吴越政权。当时，他准备修广牙城。大公府有个术者前来游说：“王若改旧城为新城，国家的命运只有一百年;如果填筑西湖以修城，国家就会有一千年命运。诺国王您考虑。”钱镠不客气地回答：“我只想改旧为新，国运能有一百年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后来，吴越国果真只存在了99年。这个术者虽然言中了，但他主张填西湖，这种做法与风水一般观念相矛盾，风水术是不主张填湖的。
后晋大臣王建立相信风水。他的先人坟在榆社，王临终前对儿子说：“榆社之地，桑梓存焉，桑以养生，梓以送死。余生为寿宫，刻铭石室，死当速葬，葬必从俭，违吾是言，非孝也。”为什么王建立非要葬在此地呢?《旧五代史?王建立列传》指出：“榆林其冈重复、松桧蔼然，占者云：‘后必出公侯'。故建立自为墓，恐子孙易之也。”
后晋时，并州人任延皓以术数自荐，高祖石敬瑭器重他，让他担任了殿中监。后来，魏王承训死了，高祖请延皓择葬地，不久，高祖也死了。有个人告诉朝廷，这是延皓择地不吉，才造成重丧。继位的晋出帝就流放了延皓，延皓在路上走时，市民村夫都向他掷瓦。
后周时，风水观念中又渗进了阴曹地府等迷信内容。广顺元年(951)，有个叫刘皞的官吏在京城中盖了棗幢房子，晚上梦见鬼对他说：“您怎么在我的坟上安床呀?我叫李五文，是阴曹鬼。”刘皞很惊奇地说：“都城内怎么会有坟呢?”那鬼说：“您有所不知。这里本是野外，后来扩城时，把此地图进来了，您若不信，就掘地看一看吧!”刘皞试着挖地，豁然看见了地府，有华第、草木、坟墓等等。
唐代，风水观念已流传到西北敦煌，从莫高窟发现的文献中，有《宅经》。这个《宅经》与现在流行的《黄帝宅经》有所不同，书中有“占宅者，见形势气色，草变迁移，祸福交并，吉凶代谢。占葬者，辨山岗善恶，营域征邪，鬼神安危，子孙隆绝。”这就把阴宅与阳宅区别开来了。敦煌文献中又有托名于吕才的《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》，书中提出“阳宅福在南，德在西。“北有泽，南有高地，及林木茂盛，居其内，吉。”又有《阴阳书》，书中有镇宅法，提出“凡人居宅处不利，有疾病、逃亡、耗财，以石九十斤，镇鬼门上，大吉利。”可见，唐代西北有了很系统的风水观念，风水观念已经遍及到边睡了。
